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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貴君輕政在養民的民本思想
來源:學習時報 2020/02/10 09:23:10 作者:趙璐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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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貞觀五年(631年)十二月初二,唐太宗下令“自今后,在京諸司奏決死囚,宜二日中五覆奏,天下諸州三覆奏”,也就是在京師地區行刑要五次覆奏,在地方州縣行刑要三次復奏。三覆奏行刑前一天覆奏一次,當天覆奏兩次。

民本思想的形成

中國古代民本思想起源于殷周之際。殷商時期,中國人處于原始的自然崇拜逐步向多神崇拜轉變的時期,人們祭天地、星辰、日月,祭鬼神,此時在人們心目中地位最高的是太陽神。到了西周,周人把“天”奉為有意志的人格化的至上神,并且將其與祖先崇拜結合在一起。因此周王稱“天子”,是受了“天命”來統治天下的。另一方面,周人又從商的覆滅中認識到“天命縻常”,看到了人民的武裝倒戈,才使西周打敗了商王朝,體會到《尚書》中所講的“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從而對“天”與人的關系有了更深刻的認識。繼而提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開啟了中國古代民本思想的先河。

春秋時期,周王室日益衰敗,禮樂崩壞,原來維系著周王朝統治的封建制、宗法制紛紛崩潰,對于“天”的崇拜也隨之產生動搖。另外,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對人本身能力和地位的肯定使得民本思想進一步變化,更加強調人在天人關系中的作用。因此,有了荀子提出的“制天命而用之”的觀點,突出人的主觀能動作用,消解了“天”的神圣性。與此同時,各國并立、群雄爭霸的局面,也讓一部分君主和大臣對“民”的認識發生轉變,感到“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管子·牧民》),在統治實踐中加強了對民眾作用的理解。在春秋戰國歷史發展和思想爭鳴過程中,從孔子提出“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的愛民思想,發展到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貴君輕思想,中國傳統的民本思想至此真正形成了。

民本思想在中國歷史和文化中的出現,消解了“天”、天命的神圣性,使得中華文明走向了不同于西方傳統“君權神授”的另一種發展道路,也使得關注民生、注重人民的作用在中國傳統治國理政當中居于顯著的地位,構成了中國文化特色之一。

民本思想的發展及其實踐

民本思想在秦朝建立以及漢朝興起的歷史發展中,成為儒家和法家融合的重要銜接之處,也對皇帝權力起到了部分的限制作用。到了唐朝初年,君民關系更是成為貞觀時期重要的一個理論問題,推動了唐朝政治文明的進步。

唐朝初年政治思想的核心可以用“國以民為本”或“國以人為本”來概括。《荀子·王制篇》中講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說的是作為君主,老百姓可以扶持你,也可以顛覆你、推翻你,表現出君主和老百姓的關系是一種依存的關系。唐太宗和貞觀時期的大臣也都引用過這句話。因此在相當長一個時期,大家就是這樣來理解唐太宗君臣對于君民關系的認識。

但是,以唐太宗為首的貞觀君臣沒有停留在這樣的認識水平上,他們的看法在原有的民本思想上更加深入。首先是明確提出了“國以民為本,人以食為命”。《貞觀政要》卷八《務農第三十》云:“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凡營衣食,以不失時為本。”“國以民為本,人以食為命。若禾黍不登,則兆庶非國家所有。”唐太宗說:“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若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亂者。”王珪更進一步提出,“人力既竭,禍難遂興”。國以民為本的核心問題是衣食問題在古代早已提出。《尚書·夏書·五子之歌》講:“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淮南子·主術訓》也說:“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而貞觀君臣的這些話拋卻了仁義道德的外衣,簡單明確地說明了一條最根本的道理:對百姓的征發超過了一定的限度,老百姓無法活下去、無法忍受,就會起來造反。做皇帝必須使老百姓能夠生存下去,統治者能夠統治下去的條件是必須使被統治者有最起碼的生存條件。這樣一個簡單的道理,是古今許多統治者所不懂的,特別是王朝末年的統治者所不懂的。歷史上大多數王朝的覆滅,都是因為老百姓活不下去了。而老百姓所以活不下去,就是因為統治者忘記了怎樣進行統治這一條基本原則。不少新王朝的創業者都能夠做到這一點,但是像唐太宗李世民和他的大臣們這樣總結歷史教訓,把這個問題作為一個理論問題提出來,則是第一次。

其次是唐太宗進一步提出,“天子者,有道則人推而為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自古以來關于君權無非是兩點:一是君權神授;二是家天下,西漢初年竇嬰說:“天下者,高祖天下。”申屠嘉也說:“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隨著東漢末年皇權衰落,也出現了相反的理論和觀點。其中影響最大的是三國時期魏李蕭遠《運命論》中所提出的:“故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隋朝建立后,隨著皇帝在整個政治體制中地位的變化,李蕭遠的觀點又被重新提起。隋煬帝繼位以后,在營建東都的詔書中寫道,“是知非以天下奉一人,乃以一人主天下也。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從文字上來說雖然是李蕭遠《運命論》的翻版,但是“以一人治天下”,改變為“以一人主天下”。從一人治理天下改變為一人主持天下,皇帝從一個專制的君主變成了國家的最高統治者。雖然這只是一字之變,但是這一字之變,卻反映了皇帝在政治體制中地位的變化。

貞觀六年,唐太宗在和大臣的談話中在把這個問題進一步推向前進。他說:“天子者,有道則人推而為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接下來魏征就說:“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陛下以為可畏,誠如圣旨。”唐太宗和魏征的這次對話可以看作是貞觀君臣對于君權理論討論的總結。唐太宗以皇帝的身份提出“天子者有道則人推而為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明確提出了天子是民推而為主,而且可以棄而不用,強調皇帝與民不僅是依存關系,而且是舉用的關系,皇帝的權力來源于民。這就否定了皇帝受命于天的觀點,否定了皇帝及其權力與天的聯系,同時也把中國古代君權的理論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唐太宗還提出“君人者以天下為公”,并且明確提出:“朕每思出一 言,行一事,必上畏皇天、下懼群臣……但知常謙常懼,猶恐不稱天心及百姓意也。”就是上不負天,下不負民。天是抽象的,民是具體的,把愛民放在很突出的地位。魏征和王珪也反復強調皇帝要“以百姓之心為心”。

貞觀初年,唐太宗君臣把百姓之心和百姓利益作為政務處理的出發點,突出以民為本,關心民生這個主題,這和當時的歷史背景是有密切關系的。一是社會結構的變化,新的社會階層的出現,一般地主的興起。二是隋朝末年在浩繁的工役和連年戰爭中的農民,他們以生命的代價喚醒了貞觀統治者的良知。君人者以天下為公,以民為本,關心民生,這樣一些政詒理念,是建立在新的君權理論,以及歷朝特別是隋朝的興亡教訓基礎之上的。

與此同時,貞觀君臣還將對民本思想、君民關系的理論探討付諸于制度實踐,把國運昌明的治國目標建立在重視民生的基礎上。《舊唐書》記載了貞觀時期五覆奏制度的由來,“初,河內人李孝德,素有風疾,而語涉妄妖。蘊古究其獄,稱好德癲病有征,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蘊古家住相州,好德之兄厚德為其刺史,情在阿縱,奏事不實。太宗大怒,曰:‘小子乃敢亂吾法耶?’令斬于東市。太宗尋悔,因發制,凡決死者,命所司五覆奏,自蘊古始也。”唐太宗因為權萬紀的告發,殺死了認為一名叫李孝德的嫌疑人無罪的官員張蘊古,事后唐太宗非常后悔,于是確立死刑五覆奏制度。貞觀五年(631年)十二月初二,唐太宗下令“自今后,在京諸司奏決死囚,宜二日中五覆奏,天下諸州三覆奏”,也就是在京師地區行刑要五次覆奏,在地方州縣行刑要三次復奏。覆奏速度不能太快,必須隔天進行,五覆奏行刑前一天復奏兩次,當天覆奏三次;三覆奏行刑前一天覆奏一次,當天覆奏兩次。核心目的就是要慎罰恤刑,使得執法者有足夠的時間去思考是否必須判處死刑,對人的生命給予最大的尊重。

因此,中國古代歷史上著名的“貞觀之治”的出現和唐朝國力的興盛,與貞觀年間對于民本問題的理論探討與制度實踐可說是密不可分的。

民本思想的鏡鑒意義

明末清初,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提高以及新的經濟形態的萌芽,民本思想得到極大發揮。以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為代表的傳統儒家思想家對君主專制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黃宗羲指責君主制度是“天下之大害”,反對君主把天下當作私產,提出“天下為主,君為客”,君主應該“以天下萬民為事”,“天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從而試圖突破民本思想中君主的主體地位,打破其中的恩澤色彩。所以,民本思想也成為近代中國人接受民主思想的一條勾連古今的途徑,發揮了思想啟蒙的作用。當然,民本思想究其本質與民主是不同的,也自然與今天的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具有根本差異。但是,中國傳統民本思想對國家和民眾關系的理解,以及在古代國家治理當中的實踐作用對當下仍有現實意義和借鑒價值。

原標題:學習時報

責編:梁立群 (如涉版權請聯系[email protected]  轉載請注明海疆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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